1945年6月19日，在陕北延安杨家岭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五人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成为党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五大书记”。如今，五大书记传奇的革命人生经历，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桩桩脍炙人口的饮酒趣事，很多人却并不知晓。

 

　　毛泽东：“喝酒误事，请你自便”

 

　　毛泽东一生不喜欢饮酒，对吃的讲究仅仅限于辣和“肥”。原因何在？

 

　　翻看历史资料，曾有如下记载：一次，毛泽东在江西偶遇二弟毛泽覃，毛泽覃见到日夜思念的大哥，提出共饮一杯酒，一叙兄弟之情。毛泽覃参加过南昌起义，堪称毛氏三兄弟中走向武装斗争的第一人，在早期的中共党内可谓功勋卓著。此刻久别重逢，毛泽覃提此要求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对毛泽覃的要求，毛泽东却笑而言道：“喝酒误事，请你自便。”毛泽东不喜欢饮酒，是为了不误革命大事！

 

　　1949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访问延安时，曾频频向毛泽东敬酒，有意在酒桌上与毛泽东一决高下。为了展现延安人民的热情友好，又不至于因醉酒耽误“革命大事”，毛泽东灵机一动，便对米高扬说道：“中国人有句俗话说‘吃香的，喝辣的’，这个辣的就是指白酒，酒的度数越高，就越辣，所以湖南人有个习惯，喝酒必须吃辣子，一杯赶两杯嘛。今天咱们喝酒，每喝一杯，就吃一个辣子，谁不行就认输。”稍后双方按照此规则正式“开战”，毛泽东越吃辣椒越有精神，而米高扬“第二个红辣椒没吃完，就开始抓耳搔腮了”。毛泽东以退为进，又倒满第三杯酒，故意激米高扬：“怎么，你不能喝了？那就我喝一杯酒，你吃一个辣椒吧。”米高扬已被辣椒辣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闻听此言，连忙摆手说道：“不行，不行，我喝一杯酒，你吃一个辣椒。”于是，“比赛重新开始，米高扬喝一杯白酒，毛泽东吃一个辣椒，直到晚宴结束，米高扬已是酩酊大醉”。

 

　　特殊情况下，毛泽东也会主动喝上几杯。为了儿子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就破例请彭德怀喝过酒。当时毛泽东摆下家宴，红红绿绿的苦瓜炒腊肉、辣子火焙鱼、肉末酸豆角等家常菜摆满了桌子。几杯酒下肚后，毛泽东向即将赴东北上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提出了送毛岸英去朝鲜的请求，他说：“抗美援朝，是政治局同志集体讨论决定的，儿子报名想当志愿军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要我批准，我可没得这个权力哟！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收他这个兵呢？”豪爽的彭德怀亲见毛岸英的参军热情、又见毛泽东希望岸英能参军入伍，遂答应了他们父子俩的请求。那天，毛泽东兴致极高，竟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并连喝数杯。

 

　　周恩来：“千杯不醉”亦有醉

 

　　中共五大书记中，最能喝酒，最会喝酒的，当属堪称“千杯不醉”的周恩来。据说，红军长征时期，周恩来曾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1945年，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在谈判期间的一次宴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形影不离，代替毛泽东一杯接一杯酒地干杯，挡回国民党人士一圈又一圈的“攻势”。周恩来酒酣之后愈显神采奕奕，机敏过人又不乏诚恳，以至于一个在场的记者竟发出了“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的由衷感慨。

 

　　周恩来饮食简单，唯一的喜好是喝点酒。因长期做统战工作需要应酬，他酒量很大，且杯中酒从不掺水作假。与人碰杯时，总是面带微笑，友好地目视对方。但他从不勉强别人。如果客人不善饮酒，他总能谅解，说“能喝就喝，不能喝也没有关系”。而他自己从不马虎，如果“干杯”的话由他自己说出口，就一定会喝完，绝不应付。

 

　　周恩来一生最常喝的酒，当属茅台。回溯至1935年3月16日，红军攻占茅台镇后，为了保护茅台酒生产作坊不受损失，周恩来领导下的军委政治部就曾于生产茅台酒最多的成义、荣和、恒兴3家酒坊门口贴出布告：“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制的茅台老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巴拿马大赛金奖，为国人争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甑、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

 

　　1952年9月，在由周恩来批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中，茅台酒一路过关斩将，不负众望，荣膺中国八大名酒之首，成为中国的国酒。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仍然强调为确保茅台酒的质量，维护国家民族的荣誉，茅台河上游数十公里不准建化工厂，以免污染水质。

 

　　即便周恩来酒量极大，堪称“千杯不醉”，可偶尔也有失去节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他一生中曾有过三次醉酒：第一次是在与邓颖超的洞房花烛夜，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结果喝醉了；第二次是在1954年初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的莫斯科，周恩来喝酒太多，加之过度劳累，以至于当场呕吐，事后他向中央作了检讨；第三次是在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归来时，周恩来与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几乎都碰了杯，稍后又带着醉意跳舞，最后被抬进了休息室。

 

　　正是由于深知酒的厉害，周恩来后来牢记毛泽东“不耽误革命工作”的指示，专门为共和国外交外事人员做出“喝酒不准超过本人酒量的三分之一”的规定，并通报国内外各部门切实执行。他还说：“我们不管哪一级领导，喝酒都要自律，而且做下级的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领导，让他们少喝酒，更不能喝醉酒。”

 

　　晚年的周恩来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按照医生的嘱咐，不能再喝酒了。与客人碰杯时，他便只举杯，不喝，但却会如实向客人说明情况，赢得一片赞扬。

 

　　朱德：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

 

　　出身行伍的朱德早年曾加入革命团体同盟会，经历了辛亥革命，担任过滇军旅长、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历了长期应酬的锻炼，朱德酒量也有所见长。

 

　　1927年7月31日南昌起义前夜，为牵制敌人指挥官，朱德遵照前敌委员会指示，于南昌设宴，宴请敌军团以上的军官。当时敌军团长们接到朱德的请帖，尽皆出席。在宴席上，朱德从容不迫，热情地为他们夹菜、向他们敬酒，并连喝数杯，以助其兴。稍后，就在这些团以上军官们酒兴正浓时，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南昌城头随后飘扬起胜利的红旗。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德的酒量，也为南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土地革命时期，朱德曾带领红军攻占过茅台镇，以至于茅台镇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当时朱德与毛泽东在茅台镇西南的山坡上向战士们训话，不料国民党飞机呼啸而来，接连投下两枚炸弹。两个爆炸点相距仅30多米，可当时站在这中间的毛泽东、朱德竟然毫发无损。说到此，茅台镇的老人们纷纷动情地说：“这是酒神在保佑红军啊！”感激于“酒神”的庇护，朱德在解放后也曾动情地说过：“长征过茅台镇时，当地群众捧出酒来欢迎我们。战士们用它擦脚和伤口，止痛消炎，喝了可治疗泻肚子，解决了我们缺医少药的困难。所以，红军长征胜利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

 

　　20世纪50年代，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茅台酒厂也开始减缓酒的生产，转而炼造钢铁。朱德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征得毛泽东同意，特意向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打招呼，要求“不要因为钢铁元帅升帐，忘了茅台酒生产，贵州要一手抓钢铁，一手抓茅台酒生产”。

 

　　刘少奇：特制“酒”成就“海量”美名

 

　　或许是由于长期做秘密工作养成了沉着严谨的个性这个缘故，刘少奇一生很少喝酒，其酒量可谓是五大书记中最小的。当时，我党、我军的一些欢迎会、庆功会中，刘少奇虽有出席，但他每次都很少喝酒，或者喝的是特制“酒”。据记载，在开国大典前，为了照顾刘少奇等人的身体，不使他们喝醉，从而无法登上天安门，国宴工作人员曾一度绞尽脑汁。

 

　　据王鹤滨《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一书描述，在国宴开始时，时任中央警卫处处长的汪东兴等人曾指示王鹤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书记。王鹤滨急中生智，想到用茶水代替红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这一妙招。于是，在向汪东兴等人报告后，经过杨尚昆的首肯，王鹤滨办起了临时“美酒酿造厂”。为保证万无一失，王鹤滨还做了一下试验，最后确定倒在高脚玻璃杯中的茶水和白开水在外观上用肉眼均无法与红葡萄酒和茅台酒相区别。随后，他们便利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并将这些“特酿好酒”斟进了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对于开国大典这个喜庆日子，刘少奇既有期待，又很踌躇。期待的是为之奋斗数十年的新中国马上就要在开国大典中诞生，踌躇的是宴会上怎样能尽量少喝酒，保持清醒，从而不耽误“革命大事”。稍后宴会开始，刘少奇硬着头皮与前来敬酒的客人碰杯，他接过王鹤滨等人送来的“特酿”“通化红葡萄酒”，将其一饮而尽，却觉得很不对劲。再一思索，刘少奇恍然大悟，满意与释然之情，溢于言表。

 

　　有了这“特制”的“美酒”，刘少奇胆子大了起来，他还主动举起“茅台”酒杯，向苏联“老大哥”碰杯祝酒，并且一饮见杯底，一滴不剩。可不久，众人便捏了一把汗：一位苏联客人手持酒杯，走到刘少奇面前祝酒，刘少奇拿着“特制”的“茅台”酒，刚要伸手举杯，那位苏联客人却敏捷地将自己的酒杯送到了刘少奇的手里，同时迅速地将那杯“特制”的“茅台”酒从刘少奇的手中拿了过来。事后众人才知道，这是苏联的礼节，喝换杯酒，表示亲密无间的浓厚友情。

 

　　王鹤滨等人很担心特制“酒”的秘密被识破，从而破坏宴会气氛，遂立即给苏联客人斟满了一杯真正的茅台酒，同时像变戏法一样地将刘少奇手中的那杯茅台酒用“特制”的“茅台”换了下来。然后，刘少奇与对方两人同时举杯喝了下去。见苏联客人仍然频频畅饮，王鹤滨等人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宴会过后，刘少奇仍然清醒如故，遂被客人赞为“海量”。随后，刘少奇便与毛泽东等人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一刻。

 

　　任弼时：“骆驼”不嗜酒

 

　　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任弼时一生很少喝酒。在五大书记中，与刘少奇相比，任弼时酒量还算稍好一些。在长征时期，由于行军打仗，任弼时就常常与酒打交道，用酒来擦腿搓脚，以舒筋活血。

 

　　新中国成立60年献礼影片《建国大业》中，曾有这样精彩的一幕：当淮海战役大捷的捷报传到西柏坡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喝酒庆贺，酒后抱成一团、发狂高唱国际歌。只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过度劳累，任弼时身体每况愈下，遵照医生的嘱咐，他才渐渐远离饮酒。在开国大典前的宴会中，任弼时由于严重的高血压问题不能喝酒，无奈的他只好“滴酒未沾”。

 

　　“越过了沙漠，别忘了骆驼”。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其短短的46载春秋年华中，始终恪守着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奉献一生的格言，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他曾自喻为“骆驼”，说自己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少，三怕用钱多。在实际行动中，他也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这则箴言。而其中有一部分，便是尽量控制喝酒，因为喝酒得花钱。长期抱病工作和过度劳累使他病情逐渐加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即1950年10月26日晚，由于长时间研究战局并思考对策，任弼时的病情突然恶化，于次日不幸去世。

 

　　叶剑英在悼词中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这或许是对不嗜酒的“骆驼”任弼时最好的评价。